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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龙宝宝“暴增”生子难,孕妇和医院苦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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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早晨7时许,北京妇产医院门诊大厅排起的长龙。 凌晨去挂号、建档挤破头、排队上厕所、产检腿站肿上期写到2012龙宝宝生育量降创新高孕妇生产医院挤爆,引起很多孕产妇和家属的共鸣。实际上,生子难不仅愁怀了孕产妇,也让各妇产医院及大医院产科大夫忙

  2月14日早晨7时许,北京妇产医院门诊大厅排起的“长龙”。
 

 

  凌晨去挂号、建档挤破头、排队上厕所、产检腿站肿……上期写到2012龙宝宝生育量降创新高孕妇生产医院“挤爆” ,引起很多孕产妇和家属的共鸣。实际上,“生子难”不仅愁怀了孕产妇,也让各妇产医院及大医院产科大夫忙得焦头烂额,对于这种“供不应求”的现状,很多医院也有一肚子的苦衷和无奈。《生命时报》记者近日在跟随多位妇产科大夫出门诊的过程中发现,她们的辛苦和付出不亚于孕产妇,同样令人心酸。那么,“生子难”的症结究竟在哪?能否得到让人们满意而有效的解决?

  在建档上卡住孕产妇,是逼不得已的选择

  2月14日下午1点,北京妇产医院产科门诊中,依旧有不少产妇静静地坐在候诊椅上,一脸疲惫地等待着护士叫到自己的名字。一位姓于的产妇拉着记者诉苦:“我今天早上6点40出门,不到8点就到了医院,一直到现在还没吃午饭。抽血等了近1个小时,B超等了2小时,然后等大夫看病。各种无休无止、让人想发火又没地方发火的‘等’,让我每次产检前几天心里就开始犯怵。” 

  不到半个小时后,记者见到了她大概最想发火的对象之一:中华妇产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妇产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张为远。至今仍一周出两次门诊的他,对孕产妇们的拥挤与辛苦了然于胸,然而却只能用“无奈”两个字表达自己的心情。“我们过去是怀孕16周以前都能建档,但现在一下子提前到7周。按北京妇产医院现有的医疗资源,每个月接受800—900名孕产妇建档,再加上100—200名危急重症孕产妇,建档量在1000人左右是比较合适的。”但目前产科一天的门诊量就达到了900人上下,远远超出医院的承受限度。在张为远看来,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已经想尽了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将病床数从187张增加到了220张左右。

  很多孕产妇觉得医院是在拿建档这件事“卡”她们,其实这对医院来说,真是逼不得已的选择。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杨慧霞教授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建档难的问题,是随着到大医院看病的孕产妇越来越多而变得突出的。”面对一日多过一日的患者,医院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床位数、医生数等医疗资源,提前做好安排,否则势必影响正常的诊疗秩序和疑难危重病人的及时诊治。

  既然医疗资源少,为什么不能多设床位、多招聘医生缓解孕产妇就诊难?北京妇产医院宣传科巢伟说,这谈何容易?医生的招聘有严格的编制限制,不是想招就能招的;医院也不能无限制地扩大空间,建门诊、病房大楼。资源的扩大永远赶不上患者数量的增加,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朝阳医院妇产科主任张震宇表示:“我们只能尽量做到在招待所水平的医疗环境下,提供五星级的医疗技术和服务。”“庞大的患者数量让医院和医生都不堪重负,不少医生无法承受妇产科繁重的劳动与精神压力,选择调岗或辞职,产科医师队伍发展的萎缩状态短期内没有逆转表现。”

  产科医生下午2点还没吃上饭

  在孕产妇抱怨自己建档难、排长队、“等候3小时,看病3分钟”的背后,产科大夫超负荷的劳动则很少有人关注。2月13日和14日,记者跟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科主任赵扬玉和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副主任于松分别出了两次门诊,她们的工作时间之长、强度之大令人难以想像。

  2月14日中午12时50分,十多个孕妇和家属组成的一道“人墙”,将于松严严实实地围在北京妇产医院产科门诊二诊室里。护士在诊室门口隔着“人墙”大声喊道:“主任!您别着急!下午门诊大夫来了,我安排她到别的屋!”说完她转身对坐在走廊候诊的孕产妇问道:“请看于大夫门诊的举下手。”这时一下子齐刷刷举起来10只手。于松这天上午的门诊,足足看了83个号, 其中光加号就有43个,比正常挂号的还要多。下午两点结束门诊时,记者问于松什么感觉?她抿了抿干涩的嘴唇笑着回答:“说实话,真是又累又饿。”从早上8:20走进诊室到下午2点离开,整整6个小时没吃没喝、没上一趟厕所。而此时,还有一台手术在病房等着她……

  于松的忙碌是很多产科大夫,尤其是专家的工作常态。2月13日,本应下午5点下班的赵扬玉,看完门诊已是晚上6点45分,但她还不能回家,因为病房还有一大堆事等着处理。她基本上每天早上不到7点半就到医院,晚上常常七八点甚至十点才能回家。忙碌的工作培养得她说话干脆利落,走路带着风,记者小跑着都有点跟不上。

  事实上,除了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之外,高风险给妇产科医生带来的精神压力更是大家不曾了解的。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专家、北京妇产医院副主任医师陶旻枫曾在产科工作过一段时间,她直言:“出产科门诊精神压力太大了!回到家,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常常无缘无故和家里人发脾气。”她说,产科的压力之大,在于面对的是两条生命。“分娩中孕产妇和胎儿的情况随时都在变化,比如胎心不正常、妊娠高血压疾病等,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很可能有生命危险。有时候,我们刚把这台手术的手套脱下来,就得马上戴上下一台手术的;正准备下班时听到产妇宫口全开,就得立马折回来再上分娩台。经常有产妇告诉我,早上四五点钟来挂号都挂不上,看她们挺着大肚子,我也十分心疼,也想跟她们多聊几句,但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她们解决最迫切的问题,不能让后面那么多病人都等着。”

  要想解决问题,必须分级就诊

  对于孕产妇就诊遭遇的种种难处,医院和科室的管理者并非毫无知觉,在对北京多家医院妇产科的采访中记者看到,他们都在尽最大努力为孕产妇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北京妇产医院的化验室里,护士每天要提前半个小时到岗开始工作,以解决抽血等候时间长的问题。为了缩短看病流程,预约挂号取号和分诊已经合二为一,减少了排队次数。张为远说,医院正考虑增加抽血和B超的设备及人手,减少孕妇等候时间。为增加病床数,就连医生学习用的示教室,都拿出8间改成了病房。张震宇也告诉记者,北京朝阳医院也通过加病床、从妇科抽调大夫等方法,将每月的分娩量从150提高到200左右。但是,这些能解决的问题都十分有限,如果不考虑医院实际情况盲目接收病人的话,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都会受到影响。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孕产妇就诊难的问题,需要医疗体制的改变。杨慧霞认为,理想的状态是分级就诊,普通孕产妇在下级医院就诊,有合并症或高危因素或突发情况时,及时转到三甲医院。这就要求下级医院的医生有足够的诊疗能力,能将高危孕妇及时筛选出来,并进行转诊。对于孕妇来说,怀孕后可先到大医院做一次产检,看看自己是否属于高危妊娠,如果不是,则可以在二级医院或妇幼保健机构继续进行产检,出现问题再及时到三级医院就诊。政府则应出台政策,采取一定措施,鼓励患者去下级医院就诊。

  此外,记者在门诊现场观察发现,孕产妇如果多学点看病常识,就能很好地配合医生,节省看病时间。经常有孕产妇进了门诊室才发现带的资料不全或临时翻找资料,医生们建议,就诊前最好将检查单据按顺序整理好;先在心里把想问的问题、如何描述自己的症状“预演”一遍。“请政府对妇产科医生多一点重视和关爱,请社会对我们多一点宽容和理解。”张震宇最后呼吁。“生子难”的背后,我们纠结的不是医院和孕产妇谁对谁错,而是如何平衡资源让大家都看到一个最完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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